我认为格雷厄姆格林的论述是很正确的。这并不意味着，人过了少年时期就一成不变了。恰恰相反，这却着重强调了变化的必要性。作家发现自己，从青少年时期的思维方式转换到成人的思维方式，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写作去不断地探索寻求。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来说，这种探寻在某些阶段，或者在整个过程，就是试图理解自己的背景，自己的过去，有时候甚至要去理解那个自己并未亲身体验过的较遥远的过去。

  这种探寻，在当代非洲作家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。他们中间许多作家，在小说中和戏剧里重现了他们民族的过去，为的是发现自我意识、自我本性和自我价值。两、三代人的殖民统治和宗教同化，这些作家曾一度失去了这些自我观念。换言之，他们觉得有必要与自己的祖先和自己的神灵沟通，只有这样才能接受过去，让死去的魂灵们安息；只有这样过去才不会使他们僵化，或者使他们受到威胁。

  奇怪的是，就在几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当代尼日利亚文学及背景时，我发现我自己的作品跟他们的作品的特性有很大的相同之处。我们的作品都试图理解容纳过去，一方面是为了从中解脱出来，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纵观自己民族的历史，试图了解自己，了解我们这一代人。

  幸运的是，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到非洲去了。有好几年我完全被非洲的景物迷住了，迟迟不能动笔撰写第一部自传性小说。我并不是说自传性小说有什么不好，我只是说当时要撰写自传性小说是不适时宜的。我的观察方式，仍然受着大平原故乡小镇的影响，仍然非常关闭自守，充满着偏见和曲解。我必须得首先远离故乡，才能逐步看到这个局限性。最后结果，我写得最拿手的一种小说是，书中虚拟的人物确实是自成个性的，而不是我自己的翻版。在这种小说中，我感到与主要人物有着深深的联系，但又不是完全沉溺于这些角色之中。这种不得自拔的情感，会影响我与作品和人物保持必要的距离。

  我早就知道，总有一天我会停笔撰写关于非洲的故事，而反过来回到自己人民的中间，回到自己的家园。但我着手去这样做的时候，却又对其结果感到极为紧张。我并不是有意思地去选择某一个历史阶段，或者某一个具体的人物。反过来说似乎也一样是真实的。在小说《石头天使》中黑佳尔这个角色，就好象是选择了我。不过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，在当时几乎无意识的情况下，我开始了解自己的背景，通过祖父母那一辈人来了解过去。他们那一辈人是苏格兰信奉长老教的首批移民，他们成为在我故事中叫作马那瓦卡镇的首批居民。我自己的根是从这儿开始的。我父亲的祖辈们都生活在苏格兰；但对于我来说，我们家族真正的过去──我自己真正的过去──跟苏格兰并没有什么联系，要有也只是遥远的。对于黑佳尔来说也是如此，因为她出生在马那瓦卡镇。

  马那瓦卡镇这个名字是虚构的。在我十七、八岁的时候，打算动笔写写有关大平原小镇的故事，它那时便在我心中萌生了。马那瓦卡并不完全等于我的故乡尼帕瓦镇，它只是包含着尼帕瓦镇的种种特征。特别是对有些地方的描写，比方说，座落在小山上的墓地，在瓦查克瓦河谷，流淌着一条褐色的小河，那是我的童年之河。总而言之，马那瓦卡镇并不是大平原上的某一个小镇，而是许多大平原小镇的混合体。重要的是，我认为小镇只不过自成一体，是我心中之镇，也是我自己的世界。正如格雷-厄姆格林所说，一个希望最终能够跟大众世界接通的自我世界。

  考虑一个地方对一个人写作的影响，主要有两个方面。一是这个地方的实体表示，即这个地方的地理，这个地方的外表。二是这个地方的人，对我来说，这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。虽然我写的每件事不一定都发生在曼尼托巴省，但却都发生在加拿大，在记忆的某个部分大平原的形象会实实在在地显示出来。在青少年时期，我对大平原的感受是模糊不清的。现在仍还有些模糊，但我已经不再为此而感到烦恼了。我那时很想离开小镇子，走得远远的，同时又感觉到小镇的安然保护气氛。我感觉到这块土地的孤独与寂寞；然而我总认为曼尼托巴省南部是非常美丽的，我现在还这么认为。我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在那儿生活，但是那些白杨树吐出的白絮，黑黝黝的土壤，可以从这一端一直看到另一端的开阔的天地──所有这一切，都将一辈子印刻在我的脑海中，这些栩栩如 生的记忆只会产生于我们的第一故乡。